【惠州日报】惠州学院学者论述东江文化

由惠州学院成晓军教授等编著的《东江文化概论》一书日前出版。该书对东江文化源流、内涵和特征等问题作出客观科学的评判，总结梳理其可资借鉴利用的精华要素，为文化惠州建设和惠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本版特刊登惠州学院杨子怡教授等关于此书的文化解读，以进一步宣传、推介东江文化。

兼包并蓄彰显东江文化和而不同品格

《东江文化概论》对东江文化的研究极具学术视野，全方位展现其文化内涵

杨子怡

《东江文化概论》是一部独具研究视角、颇有学术眼光和理论价值的地方文化研究著作。该书对东江文化名称的准确定位，对东江文化特征的生动描述，对东江文化的全面概括，其学术价值及其对地方文化研究产生的良好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拨乱反正，定位准确。成晓军教授首倡东江文化，解决了定位的难题，很具有创见性。众所周知，在此之前，有关东江文化定位的问题非常混乱，或曰惠州文化，或曰客家文化，或曰“四东文化”，各持己说。本书以地域文化为重要依据定位为东江文化，定位准确，甚有创见，也为惠州地区的文化研究拨乱反正，澄清了混乱，解决了研究方向问题。因此，惠州有关部门应该沿着这个定位，整合惠州地方文化研究力量，根除散兵游勇、“诸侯异政”的现象，把东江文化的研究做大做强，使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二，特征描述，切合实际。出于文化兴省和文化兴市的战略考量，当前各个地方政府都主打文化牌，因而地方文化之研究成为热门。如何把本地区的文化特征准确描述出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独”，既不空洞又合乎实际，这确实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本书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理论上的难题。成晓军教授通过对东江文化产生时所形成的多元化特征之探讨及对多元文化现象中形成的东江文化的独特内涵进行仔细考察，对东江文化的主要特征作了一个既有理论性又合乎惠州实际的描述：“东江文化在产生、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中，因受多元文化要素的规约，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的地域文化特征。”这是对东江文化特征一个十分准确的界定。的确，东江文化海纳百川，打破了文化常有的自闭症和排他性，对外来文化进行有选接的嫁接与吸取，因而奠定了其开放、兼容的特征。它还始终坚持自己的个性，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和而不同”，在兼包并蓄中创新。

第三，抓住核心，导引方向。本书对东江文化名称、特征之定位，对东江文化内容全面而准确的描述，为我们今后的深入研究导引了方向。对研究点的布设也具有学术视野，既有对东江文化历史沿革及演变之探寻，又有近现代东江文化之阐述；既有面也有点，点面结合，颇具眼光。全书共七章，第三章开始，作者抓住教育、学术、文学艺术、风俗信仰、红色文化等五个问题作集中论述。这五个研究点的布设，极具学术眼光，能全方位地展现出东江文化研究之内涵，奠定了东江文化研究的方向。

多元化特质造就顽强生命力

东江文化属于岭南文化体系的地域性亚文化

宋素琴

在当今中国，各地都在全力推进文化建设。而在文化建设中，各地都想凸显自己的特色。但特色要得到凸显，就必须对本地历史文化首先作出科学定位。只有把这个定位问题解决好，才有可能对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加以科学总结和开发利用，逐渐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独”的文化建设特色。然而，在有关惠州文化的定位问题上，我们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探索过程。成晓军等明确主张“以特定地域（地区）文化作为东江文化定位的依据”。据此，作者就东江文化的属性作出了具体表述。

首先，东江文化属于中华大文化体系和岭南大地域性文化体系下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在东江地区 （以现今惠州、河源、汕尾、东莞四市为主体，旁及广州之增城、深圳之宝安、梅州之兴宁）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结构（包括历代行政建制的变化尤其是近百年各民主政权的存在）的影响下，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特色”（本书第28-29页）。其次，东江文化拥有多元化文化特质。“这些特质的多元化又具有相对的稳固性、延续性和创造性，体现出与纯客家文化同中有异，也与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异中有同的一个独特而又多元的体系。”（第29页）在这些多元文化特质中，不仅人口构成和语言特征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东江地区长期留存下来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等社会风尚，体现的多元文化特性十分突出。”（第29页）再次，东江文化体现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特色，自古至今生生不息。成晓军等认为，“它不仅比纯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要强得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广府文化。”（第29页）由于多元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尤其是多元社会风尚的生命力异常顽强，从而规约着东江文化中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不断传承，并随时势变异而获得发展。如就东江文化开放性而言，“很少有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自大性和自信性，也很少有梅州等纯客家文化的自在性和自我性，既不同于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怠慢和轻视，也很少产生像梅州等地纯客家文化的自满心理和悠闲心理。”（第45-46页）笔者认为，成晓军等有关东江文化属性的这个表述，体现出明显的学术色彩。因为，作者对东江文化属性的定位，是在以地域（地区）文化内涵或结构为主要依据，同时将民系文化内涵或结构作为补充依据加以分析考察。不仅顾及到了东江文化生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而且将历史的东江文化与现今东江区域内文化内涵和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定位。

东江文化开放、包容和创新的特点，孕育了龙门农民画这个南粤文化品牌。

惠州民俗是东江文化特有地标

惠州精神与东江文化的核心精神达到相当程度契合

肖向明

东江流域地处珠三角向粤北山区和粤东沿海过渡的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没有珠三角腹地那么优越。随着几次中原战乱，迁徙东江流域的中原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客家人的聚集区。在历史沉淀而成的东江文化中，有三种明显而强烈的文化意识，一是包容意识，二是开放意识，三是商业意识。东江文化中包容、开放、商业意识等文化元素无疑暗合了“崇文厚德、包容四海、敬业乐群”的惠州精神，可以说，惠州精神与东江文化的核心精神达到了相当程度上的契合。

翻阅《东江文化概论》，最能吸引我视线的是惠州的人文历史、民情风俗，这些是惠州的文化标志和心灵骄傲：西湖传说、客家山歌、东江民俗、龙门农民画，其间惠州的东江文化精神也随之得以体现。正是由于惠州包容四海的文化精神，使得惠州拥有其他城市不能与之媲美的多元文化底蕴。

大凡文化，可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若论物质文化层面的建筑，惠州文化中最典型的“东江文化标记”就是客家围屋了。从国内来讲，客家围屋是和北京四合院、湘西吊脚楼、陕北窑洞齐名的，是最具乡土风情、最具当地文化特色的古建筑。位于惠东县多祝镇的皇思扬村，沉睡着一批有着近400年历史却仍保持较完好的代表原生态客家传统风土文化的古围屋建筑群——— 皇思扬古围屋。它们按照设治防御需求所建，施工技术巧妙绝伦，享有“广东省首批古村落”的称号。皇思扬正门有副对联是这样写的：“三相门第家声远，四知风范世泽长”。“皇思扬”意指皇帝、皇宫的人思念杨家将，“三相”是指三代宰相，“四知”是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主要是为了赞颂中原文化中杨家将忠君爱国的精神。

以最具文化“地标”意义的惠州民俗来说，其东江文化元素尤其是崇文尚武的特点就很显著。崇文是中原人血脉中的一大传统。尚武方面，惠州本土也有一些自己的拳派，比如龙形拳、李家拳等等。

惠州有一种民俗文化，一种以浓墨重彩渲染人们丰富多彩的劳动和生活的乡村绘画——— 龙门农民画。如今，随着龙门农民画在国内外影响的不断扩大，其文化内涵已基本渗透到龙门县各家各户，在高档的文化场所、休闲场所、政府办公场所等都有龙门农民画。除了这种民间艺术外，在惠州小金口，还有一种神奇的舞蹈——— 东江麒麟舞。它发祥于5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是客家人在历史变迁中从北方带到南方的一种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如今的麒麟舞已经走出了广东，开拓了一个新天地。麒麟舞在经过政府整合与引导之后，已经从作为文化生活方式较单一的村民自娱自乐的舞蹈形式，升华为一种传统的、优秀的民间艺术形态。现在的麒麟舞更多的意义是为了了解先辈人的习俗与观念，这应该说是麒麟舞发展到现在的一种对传统文化集体记忆的浓缩与释放。

进一步加大东江文化的挖掘、研究和推介力度，对于促进文化惠州建设意义重大。

于中华地域文化中争奇斗艳

将东江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化比较研究中，极大拓展视野

刘志生

小金口麒麟舞等惠州民间文艺是东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区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富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惠州元素。

通读成晓军教授等著 《东江文化概论》，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首次明确并相对科学地定位了“东江文化”这个区域文化概念。本书从东江地区的传统教育、学术风尚、文学艺术、风俗、民间信仰、红色文化等方面爬梳了东江文化的内涵、特征和分量，确定了其学术方位，这就将这一地域文化的研究纳入中华文化的比较研究之中，视野大大拓展。

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地域性的知识体系，只是不同的文化涵盖的范围不同而已。格尔兹认为文化是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人就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而这个“意义之网”则意味着每一种文化的内涵、意义和价值都是特殊的，属于一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意味着它是属于某个地方所独有的知识文化系统，是由当地人民在他们长期的劳动生活和发展过程中自主创造、享用和承继的知识体系，与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不同区域之间的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居住方式、生产方式、物质文化形态，特别是语言、习俗等诸多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与长期以来各个人群的生产和生活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地理景观上，还表现在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方面。

东江发源于江西，其干流主要流经位于广东境内的河源、惠州等地，而惠州位于其中心。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尽管因山地、丘陵、平原和江海交错构成多元化自然地理环境，其自然气候在各地呈现出差异性，但总体而言，东江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上基本不因人类活动的差异而发生变异，并给人类带来深刻影响的最重要的自然变化。气候变化必然引起与其相关的土地资源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由此引起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作为该地区的人口。人口因农业产出的区域差异而被动或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分布，正是这种分布的变化牵引出了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个地域文化之间不同的特质。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自己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特征和内涵。对此，《东江文化概论》作了具体阐述。

小金口麒麟舞等惠州民间文艺是东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区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富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惠州元素。

东江文化成就惠州核心竞争力

惠州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与重视区域文化建设分不开

郭平兴

开展东江文化的研究，总结东江区域文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将东江文化单列并平行于客家文化这一历史定位，并不是夸大其词，更不是独创新意，而是符合历史事实，在对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东江区域进行必要的文化总结的理论提升。本书通过大量的理论论证，不断昭示着一个历史事实，东江文化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这种特色具有多元化的交流、融合、创新能力。本书对于诸多东江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充分说明东江文化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开展东江文化研究，总结东江区域文化，有利于推进惠州文化建设，进而推进惠州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区域文化具有独特性、价值性、融合性、凝聚性、动态性等特点。正因为如此，东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等优良特点，为东江区域的人们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通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孕育出极具时代意义又有启发借鉴价值的、革命的、爱国的、进步的红色文化要素，丰富和发展了东江文化的内涵”（本书第2页），不断吸收外来的优良文化，从而达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对接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切，对于惠州文化建设来说就是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区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推力和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基础。一个城市只有具备丰富的城市文化内涵，才会有鲜明的城市个性、独特的城市风格，从而获得特殊的魅力和吸引力，提高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区域的竞争力。惠州近年来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与重视区域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惠州城市建设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更不能忽视惠州区域文化亦即东江文化的重要推动作用。亦缘于此，《东江文化概论》这一学术性的著作，其学术价值与社会文化效益亦更显深重。

爱故土 爱民族 爱国家

近现代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东江文化创新性

李 远

东江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风尚，催生出独特的东江文化，形成其多元化的基本内涵，进而演绎出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鲜明的东江地区文化特征。近日，由成晓军教授等著的《东江文化概论》对在多元背景下形成的东江文化进行了科学定位和理性思考，书中不乏精辟见解和独到之处，读后使人耳目一新。东江文化除了开放性、兼容性之外，创新性也是其主要特征。

东江文化的创新性，首先表现为内在结构诸因子的多变量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它是依凭开放性、兼容性这两个先决条件上获得的。除了罗浮山道佛共存现象，东江社会风情以及重教崇文与人才群体的形成之外，最具典型创新意义的是近现代爱国主义的尽情彰显。作者用浓重的笔墨，研究了东江地区仁人志士爱故土、爱民族、爱国家的优秀品德。诸如，辛亥革命在东江地区爆发，两次东征在东江地区进行，农民运动中心又在东江地区兴起，苏维埃政权最早在东江地区创建，以及东江纵队成为华南地区抗日的一面旗帜，东江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15个革命根据地之一。而东江文化的良好风尚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实现和实施。东江流域不仅发生过许许多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历史人物，包括辛亥志士廖仲恺和邓演达、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由此可见，近现代东江社会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形成的新的文化要素，是在东江地区内多种文化现象相互影响下形成的新的文化特质。其次，东江文化的创新性，表现为从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进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嫁接和创造。除了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客家话受广府话影响较多，其语音与梅州等地纯客家话存在差异以外，东江地区的民居建筑风格的创新性色彩也相当浓厚。由于东江文化的创新性表现的是对外来文化的“和而不同”，从而使得它与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梅州等地纯客家文化有所区别，拥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和品质。

笔者认为，《东江文化概论》的出版，通过对东江文化的科学定位与理性思考，可以为研究东江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丰富宝贵资料，它必将对进一步提升惠州文化竞争力提供智力支撑。

文化激荡融合中自成体系

东江文化受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相邻文化等深刻影响

关 威

《东江文化概论》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关于“东江文化”的定位。东江文化的概念，从提出到基本确立，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些争论。到今天，多数学者认同东江文化的概念，认为这个提法是符合东江地区历史沿革和文化传统特征、符合文化分层和定位理论的。东江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地理环境的原因、人文因素的原因、相邻文化影响的原因、中原移民和外来官员士人的原因、海外文化影响的原因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东江文化得以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独具风格。

作者以大量篇幅对东江文化与岭南文化三大系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着重分析阐述了东江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东江文化何以能够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种地域文化的理由，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此外，作者还就东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以及岭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宏观、中观问题进行了阐述，表明作者对于文化学相关理论的准确把握，以及从文化的不同层级划分和文化不同层级相互影响的视角研究问题的理性思维。

该书还分析阐述了东江文化的特征。作者认为：“东江文化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多元文化要素的规约，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本书第44页）由于东江文化的开放性，能够使外来文化在东江地区传播和相互融合。由于东江文化的兼容性，使得东江文化可以博采众长，成为岭南文化中少有的一种具有杂合特点的文化。由于东江文化的创新性，使得东江文化能够吸收多种文化的长处，集合多种文化的优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从而形成内涵明确、特点明显、兼容并包、优势突出，理念先进、影响不凡的特征，成为一种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精神传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能够显示东江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其他地域文化的某些不同；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使得东江文化概念的确立有了比较充分的依据，也使得东江文化研究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和不凡的现实意义。

教育研究凸显文化宏观关怀

书院兴盛促进东江流域传统教育发展，造就崇文重教之风

包国滔

《东江文化概论》第三章题为《东江地区传统教育》，主要讨论了明清至近代东江地区传统教育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通过考察这一章所述，可知此书具有如下特点和优长：

其一，既有概括性的总述，又有个案性的例证。如第三章第二目《明代教育与东江地区人才群体的形成》在谈到明代东江地区文学领域人才群体的发展状况时，首先概括说明，有明一代，东江地区出现了许多具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随后，作者列举了明代归善县“边聚徒讲学，边著书论道，有《石洞集》、《石洞诗格律》等留存于世”的叶春及，以及“著述多达30余种，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杨起元两人的具体情况（本书第61-62页）。类似的例子，在此书第三章还可以找到不少。

其二，既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相关历史背景，又梳理出东江地区的特定历史脉络。如第三章第一目《东江地区传统教育概况》在阐述建国前东江地区的书院教育方面，便简要回顾了书院在古代中国的滥觞、发展及其性质。在此基础上，作者谈到东江地区的相关情形说：“惠州府属书院及其各县书院之设，起始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在明代，东江地区由惠州府辖之十县，就有书院20多所，此外还有部分称之为‘精舍’的教育场所。”（第52-53页）通过联系国内相关的历史背景，作者将东江地区的教育发展置于全国范围进行考察，有利于拓宽东江文化研究的宏观关怀；通过对东江特定历史脉络的梳理，又结合东江地区地方特色，有利于加深东江文化研究微观视野。

其三，既密切关注前人的研究成果，又适当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第三章第二目《明代教育与东江地区人才群体的形成》。在这一目，作者分析明代东江地区人才群体形成的原因时，一方面对于黄敏、徐志达、吴定球等学者将此间东江人才群体的形成归因于经济、文化、政治、人口、民风等因素的观点表示完全赞同；另一方面，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两点有益的补充：第一，认为明代东江地区人才群体的形成，与明以前中原移民所带来的“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社会风尚的形成”密切相关；第二，认为此间东江人才群体的形成，是宋元以来“以书院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打下良好基础的结果。（第64-66页）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采集

来源：惠州日报2012年6月10日A3版

http://e.hznews.com/paper/hzrb/20120610/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