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标兵访谈之一】王崇举:不待扬鞭自奋蹄
王崇举:不待扬鞭自奋蹄
□主持/统稿:王世华 特效/编辑:陈绍富
【编者按】
校报和校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讲述·教学名师》系列电视访谈节目推出以来,获得师生广泛好评。为充分发挥电视访谈报道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重庆工商大学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事迹报道,自本期起,《讲述》栏目将陆续推出“科研标兵”系列访谈。我们期望通过这种形象、直观的形式,让大家深入了解科研标兵的科学研究经历、理念、方法和思想等,并充分展示他们的风采。现将节目视频和文字予以发布,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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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内容如下】
主持人:老师们,同学们,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工商大学首届科研标兵访谈节目,今天我们在美丽的南山书院迎来了本系列节目的第一位嘉宾,他就是著名区域经济学专家、博士生导师王崇举教授,大家欢迎!
王崇举,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学位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科技顾问团成员,重庆市级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兼重庆市政府参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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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想可能有很多的老师、学生都很关心您——这一年多来您在忙什么?
王崇举:谢谢(大家关心)!其实这个问题啊,问我的人很多,亲人,朋友,过去的同事,现在的师生等,很多人都问过我:“你退下来之后还有没有那么忙啊,忙些什么啊?”借此机会我也回应一下大家的关心。
我把我目前的工作大体上分成这么两半:一半是在学校当老师搞科研,还有一半呢就是给市政府或者市政府的一些部门、一些区县、一些企业做咨询服务。我先说后一半。由于我本身是市政府的参事,也是一些区县和部门的专家顾问,因此不时会参加重庆市的一些重大决策咨询活动。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重庆最近有两个重要的会,一个是四次党代会,另一个是工业化大会。这两个会召开前,相关市领导都召集了我们几个专家参与讨论,涉及到重庆发展的总体思路,总体目标,四大战略等。我觉得这个过程一方面体现了市委市政府集思广益,尊重科学尊重学者尊重社会,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学界得以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另外一半主要是在学校搞科研、带研究生。我具体研究的科研项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纵向项目,以国家级科研项目为主,在某种意义上也有重庆市的科研项目,就是市委市政府关心的科研项目。就这类项目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主持的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它主要是研究城市的农民工容量、城镇的农民工容量问题。这个项目实际上是重庆大规模搞农转城之前我申报和获批的项目。还有一部分是横向项目,不过这个横向里也有纵向。比如说,在新兴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重庆过去执行的是每一个区县搞一个工业园区,每一个园区是“一园多区”的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落实到园区模式的转变,既然如此就有一个问题:重庆现有的“1+2+4”开放园区需要不需要调整?市领导有这样一个问号,发改委也有这样一个问号,于是就拿出这个研究项目来招标。我们中标了这个课题,主要是搞重庆的工业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规划。就这个课题而言,你说它是横向它也是横向,因为它是发改委的,你说它是纵向它也是纵向,应为它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化的决策的。类似的还有市科委等下达的其他课题。第三类是跟教育本身相关的研究项目。过去我担任校长时就十分关注这一方面的课题,但有些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必须深入研究并解决。比如说我承担了两个关于高等教育的项目,相当于是国家教育改革的配套项目,一个项目是“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研究”,还有一个项目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统筹用于教育的研究”,这些与我们高等教育的规律和发展密切相关。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担任过大学校长,因此对这一块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有一些感触。
主持人:我想,可能我们在座的所有观众以及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还很关心另一个问题,在您离开校长工作岗位以后的一年多以来,是什么动力让您不断地在科学研究上辛勤地耕耘,并且取得这么好的成果?
王崇举:对这个问题,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回答。第一,科学研究工作是我的一个偏好,也是我觉得作为教师应该具有的天然责任。尽管我已经离开校长岗位,但毕竟还没有退休,作为教师就应该为学校站好岗,做好事,而科研则应该是我作为一个教师尤其是作为一个教授应该履行的责任。当然,我刚才谈到了,科研是我的一个偏好。实际上,我回忆我这30多年的教师生涯,从80年代开始搞科研,我一直就没放弃过。而且从一开始搞科研就注重与实际紧密结合,就是与国家和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自然地,担任校长期间我也一直从事着跟我所学的专业相关或者是我熟悉领域的科研工作。离开校长岗位之后,我感觉我早期研究的很多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同时,在当校长时由于当时的精力不足,有些科研应该说没有深入到位,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最关键是,我过去当校长的时候可能没有很系统的时间来潜心科研,而退下来之后正好有时间弥补。我想,这是我退下来之后继续从事研学研究的动力之一吧!
动力之二呢,我觉得重庆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直辖市,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确实出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有的问题领导已经提出来了,有的问题领导还没有提出但是学者或者相关部门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如果不研究不解决它就可能阻碍重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稳定快速发展。作为一名学者,出于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责任,我觉得有必要加以关注。
第三个方面呢,是因为我是一名研究生导师,在中南财大协助带了三名博士生,在重庆工商大学还带了一些硕士研究生。以前当校长的时候,这些研究生来找我,虽然我也会挤时间和他们交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但说实话毕竟校长是我的第一任务,导师是我的第二甚至第三任务,所以可能与他们交流得不细致,手把手培养的时间不够,所以退下来之后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他们上面。让他们跟着我一个又一个课题,一个又一个环节走。在这个问题上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是学校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带头人,也是重庆市的学术带头人,所以我作为一名老教师有义务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一点的同志,就是“传帮带”。这也算是一个动力吧。
第四个动力,就是我作为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人员,有责任和义务不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客观上讲,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是我们学校难得的一个国家级平台,如果学校要转型升位,实际上它的抓手和着力点之一就是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所以,我觉得作为该中心的专家,应该为教育部的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建设和学校的转型升位贡献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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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手里有一个材料,是我在几年前采访您的时候您给我讲的两句话。我帮您回忆一下。第一句是说为什么喜欢搞科研和对科研的那种热爱。您曾经这样讲:“那种驾驭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成就感让我倍感幸福,而那些新的鲜活的经济学现象总能挑起我的研究热情”。您也曾经强调“一手资料对研究者而言十分重要”,为此您还是年轻学者的时候已经热衷于往田间跑,经常出去调研,而且也因此而受过伤。那么,我很冒昧地问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当中,您下基层调研花的时间有多少?
王崇举:这么说吧,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的38个区县我至少走了25个。为什么要注重调研,其实道理很简单。经济现象一定有一个载体,一定有一些它自己产生或者发展的经济环境,如果你不调研你就把握不住它个性化的环境和条件,那既然你把握不住它个性化的环境和条件,你就不可能从中找出它的个性和特色。你做的模型也好,你提出来的决策建议也好,它就可能脱离实际。调研呢,它实际上还能够使学者得到很多营养和启发。比如,你本来是为这个课题去调研的,但由于基层本身是一片鲜活的、现实的土壤,结果你可能在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甚至跟你现在做的这个课题无关的但是对你的整个科学研究又非常关联的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则可能让你产生一个新的科研课题。可以这么说,现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动机,或者说现实是产生科研问题的永远不竭的源泉。
主持人:在多次采访您以后,我还注意到您的很多研究似乎都与农业、农村、农民等有关,这和您早年的知青经历、在农村的经历是不是有一定关系?
王崇举:你这么讲吧,确实也是。我是生在重庆长在重庆的重庆人,最关键的是在农村当知青那几年呢,我对农民的贫困,对重庆农村、中国农村发展无力、发展乏力有很深的体会,总感觉如果我们国家不解决贫困问题,不解决13亿人的发展问题,仅仅靠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发展,不论是城市还是工业的发展,它解决不了重庆、中国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农业。因为首先它的劳动力需要农业人口转移,同时它的原材料需要农业农村,现在看城市的扩张也需要农村,对吧?当然,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些抓手肯定也要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上来抓,但这就有个辩证关系,那就是:既要抓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那些方面和领域,但在抓的同时,也不要忽略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和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抓什么和兼顾什么这两点要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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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是这样的——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在上台阶、上水平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不论是科研平台、科研团队还是标志性成果。那么,在学校以后的改革发展中,在科学研究这一块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王崇举:就像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我们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一样,我们要以同样的眼光认识重庆工商大学的校情。我们长期处于,我们也将长期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处在在所有的高等学校中算是比较后进、需要追赶的一个队伍里面。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一会儿觉得我们这个指标很好了,一会儿认为那个案例又能够证明我们进步了,于是沾沾自喜,那我们就可能会误判形势。换句话说,我们学校热心搞科研的、热心搞教学的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够,尤其是这部分人里面的精英还有所短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校情,不管我们这些年博士增加了多少,教授增加了多少,但这个基本校情仍没有改变。这一点,学校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二次党代会提出要“转型升位”。我个人觉得,我们学校在相当长的时期可能还要将提升科研能力、打造科研团队、打造学科团队放到比较重要的地位。当然,不是说教学不重要,教学很重要,而且我感觉学校党委行政现在抓教学的力度是很大的。在抓科研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持续地抓队伍、抓团队、抓标志性项目和标志性成果。基于此,我在想,学校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加大对科研的导向力度呢?——比如说,对科研的奖励,对团队的奖励,对项目的奖励,对成果的奖励。说到奖励,有可能给人感觉是庸俗化、金钱化,我把“奖励”换成“认可”吧。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他比较重视社会和学校对他的认可,怎么去认可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感觉目前学校对重大项目、标志性成果的奖励和激励的力度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否者有些学者难免会有些松懈。总之,学校在抓学科、抓科研上一点也不能放松,因为我的体会很深,学科和科研水平它实际上能够代表一所学校教师的整体水平,如果教师队伍没有达到较高水平,不会被社会认可,学生也难教好,学校也就不会被认可。
主持人:谢谢您的建议!今天在场的观众当中有青年教师,当然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中也有青年教师。您在过去较长的时间当中取得了不少卓著的科研成果,这一步一步走来一定有很多心得体会,想请您和我们的青年教师尤其是青年科研工作者分享一下您的心得体会或者经验。
王崇举:好吧,我也比较乐意谈这个话题。我想把你的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问题来谈。第一个问题,结合我这些年的心得和体会,谈一谈怎么培养自己的科研责任心和兴趣(我们经济学上叫偏好);第二个呢,就是怎样搞科研,就此提几点或许并不全面的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现在有些青年老师把搞科研当成是评职称的台阶,因此他们是为搞科研而搞科研。比如,他们每年都在盘算“我今年可能有几篇论文”“我今年可能有几个课题”“我今年可能有什么样的成果能够获奖”,然后再盘算一下自己离副教授还有多远,离教授还有多远,离三级教授有多远,离二级教授有多远……一个老师有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想法作为自己的动力和目标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实际上,科研有两个忌讳,第一个忌讳就是为搞科研而搞科研,这可能导致你思维受限、自娱自乐。比如,你想写一篇论文,就要找题目,于是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然后又冥思苦想去找第二个,由于是冥思苦想,所以第一个和第二个可能就不关联,或者即使是相关联的,也只停留于你想体现的那种学术水平上。又比如你是搞数学模型的,第一篇论文是模型,第二篇也是模型,至于说这些模型是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可能并不会去过多考虑。这样的科研给人尤其是给外行的感觉是:水平还很高,刊物级别不低,而且有些模型还看不懂。有些人看不懂又不好问,于是就只能恭维。这样为搞科研而搞科研,最后的结果是校内的学术地位可能上去了,教授也可能评上去了,但是社会还是不认可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帮社会解决你能够解决的问题和它需要你解决的问题。第二个忌讳就是过分沉溺于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去兼职当总经理,帮人家做咨询,倒也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但他解决问题时纯粹是从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来考量,甚至是从经济报酬来考量。如此这般,即便他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可能始终没有从解决的问题中升华出系统的经验、能够推广的方法以及一些理论成果来。因此,他就不可能把自己过去的经验有效的用于后面的科研;不可能从一个比较低层次的研究进一步升华到比较高层次的研究;也不可能从一般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个专门化、专题性的研究,再从专门化、专题性的研究升华到一个理论问题、理论命题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搞科研要注意防止这两种倾向。我建议青年老师首先要逐渐发现自己的研究兴趣(兴趣也是需要发现的),发现自己的研究专长,然后把自己的专长和兴趣结合起来,制定一个比较宽的科研方向(这个科研方向一定要是一个方向,它再宽也必须是一个方向),接下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地挖掘,朝这个研究方向的纵深挖掘;二是努力把这个研究方向变得更窄一点,更精尖一点。在把它变得更窄更尖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培育起其他的更为细分的几个方向,然后再争取把这几个方向结合起来,如此你就有可能成为创新的科研方向的领军人才。实际上我觉得创新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把你熟悉的几个方向结合起来解决一个社会经济所急需的问题(当然搞理工科的就不一定是社会经济问题,可能是工程所急需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具体而言该怎么搞科研。今天中午我还在给我的几个研究生讲这个问题。怎么搞科研呢?我认为必须要注意以下三点,尤其是对经管类而言(针对理工科我觉得不大好谈,因为这个领域我不熟悉)。第一点就是凡是要搞一个研究,必须要弄清楚它的逻辑结构。所谓逻辑结构,就是说你针对的是什么问题,你能解决的和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有的时候你针对的问题和你要解决的问题、你能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它们可能有层次上的差别。然后呢,为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实现哪几个目标,你实现这些目标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什么路径(技术路线),用什么模型,用什么统计方法,统计上选择哪些指标,用不用问卷,做哪个层次的分析,等等。我认为这个逻辑结构很重要,如果这个逻辑结构不清楚,你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路,你搞科研很有可能是这样:不断地想到一些问题,不断地解决一些问题,又不断地冒出一些新的问题来。有时候你会很困扰,怎么一个问题解决了,却又冒出来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你又把握不住。第二点,我觉得要发掘和培育自己的专长,包括专业特长和理论特长,善于站在人家的肩膀上创新,继而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和理论素养,这一点就要看功夫了。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中青年老师,他在某一个领域的研究比较深、比较宽,论文和专著都写得很有深度。第三点,要对你想要解决的,你所解决的现实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把握。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调研问题。调研是需要下功夫的,如果你扭着一个问题不放,持续地跟踪,它的昨天、今天甚至明天你都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你得到的收获将是常人所不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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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谢谢王教授给我们面授机宜,传授这么多宝贵的经验,接下来我们互动一下。今天到场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朋友们可以借此机会——这个机会是很宝贵的——向王教授讨教!
某研究生:我来问一个问题。王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提问。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对我们研究生的学习、做科研等方面有何建议?谢谢!
王崇举:我也经常跟研究生交流,实际上很多研究生来读研,究竟要学什么,怎么学,他也不够清楚。研究生跟本科生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生有了更多的学习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机会。我认为,你在学校无论学再多的东西它都是死东西,它都是容易遗忘的东西,而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规律反复表明,只有自己身体力行的东西才是最容易记住和最能够把握的。所以,我觉得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要通过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是自己的研究,针对你感兴趣的领域、你感兴趣的课题,通过书籍的阅读尤其是经典书籍的阅读、经典专业书籍的阅读,通过查阅文献、博览群书,来把握与你学科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知识,然后在其中发现乐趣,发现兴趣,发现目标,继而再逐渐地开展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把研究生期间的课程学习作为我刚才所说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环节,而不把它作为目标。基于此,我建议研究生在校期间要高度珍惜和导师或者其他老师一起从事科学研究的那段时光。要看重的不是搞科研本身,而是在搞科研的过程当中学习、领会老师的思维方法、老师对经验和知识的把握和运用,以及对新的知识、信息的获取。
李勇(青年教师):王老师,您好!您作为我们数学专业的前辈,现在从事的是经济学研究,我就想请您分享一下转方向的宝贵经验。现在我们的一些年轻的数学博士很困惑,该怎样从数据统计转向经济学,思维方式该如何转变?
王崇举:我觉得学数学的尤其是学统计的,转过来研究经济是很容易的,也是最“划算”的。这是因为,统计本身是需要样本的,而样本就是实践;而只要是研究经济学的问题,样本就是经济,就是经济指标。从这层意思上来讲,当前我们的概率统计是很难离开经济这一载体的。随着统计方法的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你就会发现实际上现实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它给予了概率统计活力。我在重庆师范大学教概率统计时,我的学生就注意到我很喜欢举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比如说我经常举学校旁边那个灯泡厂的例子来讲概率统计,举二路电车、十六路公路汽车的例子来讲正态分布,讲数学期望,讲方差。逐渐地我就在这当中培养起了对经济学的兴趣。读研究生时又刚好遇上候振庭先生,他也在转经济。毕业之后,我就把概率统计的东西大量用于经济学的研究。因为重庆是一块热土,从1983年成为计划单列市到直辖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重庆一直是中央的试验田,再加上她传统的经济学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她就成了一个经济改革和经济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地。我最初的研究都是做数学模型,那时获得的两个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都是数学模型,其中一个是系统动力学模型。但是,在做模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模型只能够形象地描述而不可能准确地揭示矛盾,真正能用模型来揭示一个问题的应该说是大家,就是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客观地讲,那些定量的模型研究都一定有对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把握。基于此,我就比较注意两点:第一,要经常运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因为这种方法很理性;第二,不要给人家一个只有你能看懂而人家看不懂的模型,如此人家是绝不会认可你的模型的,于是你的模型就成为了学者的模型。我们学数学的、学统计的博士,一般来讲他们的理论高度、理论深度,甚至理论新度都是不错的,但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就很难说了。因此我建议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
主持人:感谢王教授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们交流经验和心得体会,并面对面地带给我们教诲。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也谢谢各位观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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