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

    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一
   
    张  铁

    近期，“最美”一词，再成对平民英雄的礼赞。从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到最美司机吴斌，“最美”中闪耀人性的光辉，也触发人生价值的思索。无论是面对失控的汽车还是忍受剧烈的疼痛，千钧一发之际做出“最美”选择，都已超越了一己得失的考量，遵从着崇高道德律令的召唤。

　　然而，更多时候，我们却容易被“利己”俘获，在利益的加减法中迷失了人生的价值。这样的利己，不仅是漠视受伤孩子、倒地老人的复杂利己考量，也不仅是催生地沟油、毒胶囊的强烈利己动机，更有一种貌似无害的“精致的利己主义”。

　　精致的利己主义，或是工于心计、圆滑世故，一举一动都笼罩着利益的影子；或是把利益当做唯一驱动，原则、信念都可以为了利益让路；或是吃透规则甚至潜规则，善于钻空子、找漏洞达到自身目的。所谓精致，不过是为绝对的利己主义，穿上了一件合情合理的外衣。

　　应该说，利己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倾向。主张个人利益、维护个人权利，无可厚非。日益激烈的竞争，急功近利的风气，确实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让人生演变为个体福利的速度狂飙。但我们也要时时自问：这些以“自我”为圆心精心设计的生命旅程，果真增进我们的幸福了吗？如果陷入了利己的泥淖，把整个生活都设计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棋局，再“精致”也只是算了人生的小账。

　　说到底，不是一切都能用物质利益来衡量。白芳礼帮助贫困孩子实现梦想时的爱意与怜惜，如何计算？杨善洲凝视曾经的荒山瓜果飘香时的满足与充实，如何计算？郭明义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奉献中收获“吃得香，睡得着”的快乐，如何计算？

　　生命有限，但生命的宽度、广度与深度，却可以突破一己的限制。如果把生命的意义局限于一己之私，难免会哀叹生命的限制，裹足于小小的得失。精致的利己设计得再巧妙，也无法突破个人的狭小格局。帮助他人的快乐、承担责任的充实、坚守理想的笃定，才可能让我们拥有更丰富更完美的人生。

　　有外国媒体票选最快乐的人，欣赏自己作品的艺术家、筑沙堡的小孩、为婴儿洗澡的母亲、挽救了患者的医生获选。跳脱利益的枷锁，放开功利的束缚，这样的快乐，可称纯粹。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俯仰，视风向转移，即便自视高明，也终究只是“俗士不可医”。

　　从社会的层面看，“精致”的马甲，软化了对利己思想的认识，钝化了对利己行为的敏感，弱化了对利己主义的警惕。更糟糕的是，倘若在“精致”的设计下，绝对的利己变得不那么扎眼，逐渐在社会成员中获得“理解”、得到认同甚至可以跟随，整个社会的价值难免被消解，一个时代的风尚难免被侵蚀。

　　要求所有人都无私奉献是不现实的，每个人的权利实现、全面发展，才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跳脱精致的利己主义，并不是要让每个人都变成“无我的圣人”。只是说，我们可以少一些自我中心的计算、少一些斤斤计较的敏感、少一些小肚鸡肠的狭隘，在问“值不值”的同时，也问一问“该不该”；在考量“性价比”“回报率”的同时，也考量心灵之得、精神之获，这样或许才能拥有更饱满的意义、更珍贵的价值和更丰盈的人生。

　　在一个“最美”和“最牛”泥沙俱下的转型社会，在一个“最好”与“最坏”交织呈现的复杂时代，我们面对更为深刻的价值选择，因此更需要我们时时拷问内心：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出发？

    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二
   
    江柳依
　　
    生活中，围绕一个具体事件，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意见。不仅一方根本不理会另一方的意见，即使中允的看法，往往也会“两头不讨好”。这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则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大多固守一隅而放弃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习惯性地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看问题，又下意识地遮蔽了其他角度、方面和层次，狭隘是其主要特征。在“极端主义”者眼里，一说到“文凭腐败”，似乎所有官员的在职文凭都是以权谋私的结果；一论证某人抄袭，所有寻常的细节、片语都被牵强附会成有力论据；说点本土实情为本土利益辩护的，则被指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某个具体事情被上升到“爱国”层面讨论时，一方往往指责对方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另一方则斥之为误国误民的“爱国贼”。

　　在立场上，旗帜鲜明本没有错，是非分明更值得嘉许。我们反对骑墙和圆滑世故，批评在价值观上模棱两可的中庸主义，倡导坚持真理。但这并不代表一事当前，就能以自我价值判断为准，顺乎吾心便全盘肯定，不合己意便彻底否决。极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他们常常自以为把握唯一道义标准，觉得自己的话语诉求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无视其他见解和认识。这样的极端思维之下，不仅思想观念难以交流，基本共识难以缔结，社会和谐也无从谈起。

　　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看到国企亟待改进，就干脆主张全面私有化；指出国企问题不少，就是对公有制的“攻击”；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极端思维，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不管是哪个极端，都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真实判断我们所处的方位，客观评价国家社会的进步，更无益于形成社会合力、促成问题解决。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开放包容的观念，健康理性的思维，不仅是个体修养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作为一种偏激的价值观，“极端主义”的判断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悖于行为的内在规律。作为一种片面的方法论，“极端主义”审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违背了事物存在的现实逻辑。作为一种情绪化的社会心态，“极端主义”的言行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大国，十分不利。

　　越是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社会就越需要理性的思维、健康的讨论。每个社会成员若都能以清醒的头脑、客观的视角、辩证的思维，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就会更加公允持正，与人相处就会更为和煦宽怀，我们的社会必会少些矛盾、多些和谐。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三
   
    唐 宋

    “车奴”、“卡奴”……“奴”字头新词，几成文化现象；“裸婚”、“裸活”……“裸”字头新词，展现另一个向度。从“奴”到“裸”，两级之间的过山车，启示我们思考：如何走出“心为物役”，告别“消费异化”？

　　消费是在现代社会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然而，如果把一切都消费化，搞消费崇拜，唯消费是从，甚至用物质填满心灵，就必然生出一种“庸俗的消费主义”。

　　流风所布，消费就背离了“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本真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琳琅满目的商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成为触发购买欲的引擎，个别人甚至要卖肾购新“苹果”。其实，拥有再多，也永远渴望货架上的下一个。超前、攀比、奢侈、炫耀的消费，让生活被消费裹挟，不仅无法在物质得失面前从容淡定，甚至会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个人而言，如何消费是一种自主选择，但如果庸俗的消费主义成为生活方式、群体选择甚至社会风尚，那就值得警惕。

　　庸俗的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手袋并非用来装东西，而是用来装腔调；手表也不仅用来显示时间，更是用来显示身份。在一些人眼里，对物质的消费和占有，成为能力的唯一标志、成功的最高象征、社会地位的集中体现、精神生活的不二依托。庸俗消费主义的狂欢，让人们沉浸在享乐主义的盛宴。从物质到精神，无物不可消费，无处不可出售，买卖关系成为存在方式，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哲学。

　　社会如若被这样庸俗的消费主义所席卷，在“消费优先”、“物质至上”的步步紧逼之下，理想、信仰、道德难免步步退却。于是，有人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把情感当了筹码；有人上网炫耀“干爹牌”豪车，以尊严下了赌注；有人把职位官阶明码标价出售，用信念做了交易……蝇营狗苟成为“成功的正道”，不劳而获成为“幸福的捷径”，消费主义的流行病，极易导致荣辱观念颠倒、是非观念迷失，社会风尚也因此遭到侵蚀。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走进更丰盈的人生。大学生司占杰放弃优渥生活条件帮助麻风病患者融入社会，冲出等价交换的牢笼，收获的是充实、快乐与感动这些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财富。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社会或许可以走进更深沉的文明。“理性经济人”不再是对人性唯一的预设，物质财富也不再是对成功唯一的判定，多元的标准、多样的观念、多维的思考，消费行为才能远离“异化”的危机。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不是为了缅怀“理想主义的贫穷”，限制人们享受物质的快乐，重新回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迫时代。而是要警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但不能沦入物欲的陷阱；经济社会发展，更不能陷进物质的泥淖。这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心态涵养，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回归。

    走出“诡辩的相对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四

    范正伟

    面对朋友的缺点，虚与委蛇还是直言不讳？碰到不良的行为，退避三舍还是勇于制止？就不同人而言，答案可能人言言殊。因为，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选择是不同的。 

　　通往真理的道路从来不止一条，立足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事物。但真理与谬误，是与非，对与错，美与丑，是有客观标准的。正如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走向极致就会导致荒谬一样，现实生活中，如果以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对性为借口，混淆是非界限甚至以非为是，是非颠倒，那就是一种诡辩。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是极端的片面性；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角度看，这种不讲立场、没有原则的态度，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

　　对与错，或因具体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这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是非不分的理由。真理确有其相对性，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但这不能成为放弃追求真理的借口。事实上，当一切都被“相对”时，“相对”也就成了另一种“绝对”。如果把“相对主义”当做诡辩的盾牌，其实质就是骑墙的哲学。

　　走出“诡辩的相对主义”，是因为实用主义的态度，会损害公共交往规则。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但必须尊重社会公序良俗；一个公司可以有自己的经营理念，但不能无视国家法律禁令；一个地方可以强调自身特色，但不能无视普遍规则。共同规则是每一个“社会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去谈“相对”，从本质上讲是用自己的绝对自由去损害他人的自由。

　　走出“诡辩的相对主义”，是因为不讲是非的“老好人”态度，会消解社会价值底线。宽容不等于是非不分，自由也不是毫无边界。我们鼓励主持人表现个性，但并不代表可以放弃职业道德；我们倡导网民发表意见，但绝不赞成辱骂与恐吓。进而言之，你可以解构神圣，却不能羞辱历史；你可以不行义，却不能行不义；你可以不舍己为人，却不能损人利己。社会价值是一种共识，以“诡辩的相对主义”消解这种共识，有百害而无一利。

　　真相是一切逻辑的起点。走出“诡辩的相对主义”，是因为这会阻碍对真相的求索。对于不同观点的相对，可能意味着包容；但对基本事实判断的相对，就意味着耍赖。二氧化碳是否元凶暂且不论，但全球变暖是一个事实；犯罪行为可能有各种原因，但其严重后果无法否认。如果以相对之名回避真相、罔顾事实，只在乎批评的姿态、满足于价值的站队，甚至裁剪真相、无中生有，不管如何“雄辩”，都是站不住脚的。

　　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交织。但这些价值观念并不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总是难分优劣、可以各取所需。我们反对“诡辩的相对主义”，遵守公共规则、捍卫底线伦理、尊重事实真相，才能保持社会的自由、多元、开放，避免道德失范和价值扭曲，从而凝聚更多共识，促成更大进步。

    远离“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五
   
    詹  勇
 
　　在探索真理、求解真相的进程中，怀疑有着积极的意义。“怀疑”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进步动力，就在于植根于实践土壤，以追求真理为旨归，以独立思考为支点，通过架设科学理性的桥梁，从而达到接近真理、还原真相的目的。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不加分析地“怀疑一切”和不加思考地“一切不疑”，都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遭遇这样的“怀疑”。“最美婆婆”陈贤妹打破路人冷漠出手相救女童，被人猜度为“想出名”；“最美司机”吴斌忍着剧痛完成了“最后的制动”，有人却质疑他违章在先才这么做；看到热心人帮扶摔倒的老人，一些围观者反而疑心“人就是他撞的”……这样的事情让人很痛心。

　　从为追求真理、寻找真相而怀疑，到为了怀疑而怀疑；从警惕人性的缺点而怀疑，到动辄以恶意揣度人；不是依据事实去求证，而是毫无缘由地臆测；不是理性求解，而是放任情绪宣泄，这种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与求真、务实、向善的目的渐行渐远，看似有主见、有想法，其实是朝着另一个极端方向狂奔的“盲从”。

　　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于个人而言，可能会导致徘徊在疑心、疑虑、疑惧的疑云中，总是看不到希望的明天，总是活在灰色的天空下，如此又何以能看清楚、想明白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如此又何以鼓起“太阳照常升起”的信心？于社会而言，可能会陷入虚无的泥沼。当“怀疑”成了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事事都不可知，什么都不可信，发展进步的社会共识何以达成？人与人之间基本信任何以建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何以形成？

　　当然，我们也需正视，有的怀疑确有其现实根由。因为王亚丽等篡改履历骗官的害群之马不时出现，可能会让许多人对出身贫寒的焦三牛们的简历也疑窦丛生。因为三聚氰胺奶粉让消费者“过度受伤”，可能会让群众对乳制品的安全疑心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诚信观念，加强诚信的制度建设，大力整治各种欺骗、欺诈行为，对于人们摆脱怀疑阴影、建立起互信的关系至关重要，必须高度重视。只有在政府公信、商业诚信、社会信任等方面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让人们释疑、释怀，纾解社会情绪，建立社会互信，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和友好。

　　培根说过：“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 在快速发展、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我们需要以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姿态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赞成不加分析地怀疑一切，但我们要坚持探索不息、求索不止的科学精神，去伪存真，去非存是；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祛除种种社会弊端，以创造性的姿态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