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标兵访谈之三】文传浩：达则兼济天下
文传浩：达则兼济天下
□主持/统稿:王世华 特效/编辑：陈绍富
【编者按】
校报和校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讲述·教学名师》系列电视访谈节目推出以来，获得师生广泛好评。为充分发挥电视访谈报道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重庆工商大学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事迹报道，自本期起，《讲述》栏目将陆续推出“科研标兵”系列访谈。我们期望通过这种形象、直观的形式，让大家深入了解科研标兵的科学研究经历、理念、方法和思想等，并充分展示他们的风采。现将节目视频和文字予以发布，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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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讲述》节目。2011年，重庆工商大学顺利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了新的突破，这对一所地方院校而言是十分难得的。这个项目的主持人，是一位年龄不到四十岁的年轻学者。他认为，在科学研究当中，眼界既要向上，更要向下；既要关注国家层面的问题，更要关怀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他认为，作为学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就是重庆工商大学首届科研标兵、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文传浩教授。
文传浩，博士，博士生导师，经济学教授，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重庆市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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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好，文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师生，包括我本人都认为您作为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应该是一名纯粹的经济学者。但是，我发现去年您中标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却是一个很典型的交叉学科项目，那么能不能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经历等。
文传浩：你观察得比较仔细，我的确不是一个专门的经济学者，实际上我本科期间学的是生物教育，应该说离经济学很远；硕士研究生期间学的是污染生态学；博士研究生期间从事的是农业生态学研究；博士毕业之后，我一直关注的是环境和经济的交叉学科领域。我在硕士和博士期间，深感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环境和经济之间，怎么找到一个结合点，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重要。纯粹保护环境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忽视环境一味追求经济也是不行的。鉴于此，我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环境和经济的结合点，从这一点上再寻找自己的兴趣点和敏感点。
主持人：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您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环境、经济，还有一个关键词是我看了您早期的一些研究发现的，那就是——流域，这些是不是您的研究特长或者说专长呢？
文传浩：对流域的研究可能和我学习和工作的区域紧密相关。我攻读研究生是在云南大学，工作是在贵州和重庆，也就是说我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学习、工作，一共十多年，而西南地区正好是我国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区，同时也是我国第二大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区。这个典型的、特殊的乃至复杂的区域，有很多特殊问题值得去研究。比如，第一，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区域；第二，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也就是2011年国家提出的连片贫困区最集中的地区；第三，是我国自然灾害高发地区；第四，也是珠江和长江上游的最主要生态屏障区；第五，还有很多红色革命老区。也就是说，它集中了“老、少、边、贫、红”等多个特殊元素，所以在这个区域推进生态屏障建设的难度很大，相应地在科学研究方面就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其中有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国内甚至是国际重视的问题。国际上主要关注的是西南地区在文化和民族方面的问题，而结合刚刚我谈到的这五大要素来推进生态屏障建设，也就是说如何将环境和经济有机结合，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这个方面，我于1999年就开始重点关注珠江上游（贵州和云南境内），以其生态安全预警研究为切入点。在2001年，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在读博士可以申报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主持人：这是第一次允许在读博士申报？
文传浩：是的。我在积累了两年之后，在2002年申报并一举获得成功，这个项目也是我国第一次关注珠江上游生态安全预警的项目。我的起步还算比较早。
主持人：这也是您的第一个国家级课题？
文传浩：对。
主持人：可能对于在读博士来讲，能够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很不容易，您拿到这个项目，对您之后继续关注流域的环境和经济问题是否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呢？
文传浩：你说得非常对。在获得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后，我此后的研究领域一直稳定在流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后来到贵州财经大学工作，2007年回到生育我养育我的重庆，到重庆工商大学来工作，关注的是乌江流域、三峡库区。
主持人：实际上，过去十年来您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没有变过？
文传浩：应该说都没变，核心都是围绕区域的、流域的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是围绕这个研究目标，我在寻找方式或者途径上借用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生态经济、环境经济等一些经济学上的知识，并借助了一些团队的力量。
主持人：唯一改变的是，您会根据自己工作的地点来关注具体的流域。在贵州，您是关注的是珠江上游；回到重庆，您关注的是三峡库区和巫江流域。
文传浩：还有长江上游。作为教育部的人文社科基地，我们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担负着围绕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环境、人口等开展研究的使命，着力为实现长江上游持续、协调、健康和又好又快发展贡献智力。在重庆市提出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等之后，我们中心围绕这些重大问题，义不容辞地担待起一系列研究任务。
主持人：实际上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也是一个流域的经济研究中心。
文传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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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去年您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是过去十年积淀的开花、结果？
文传浩：算是对过去十年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或者认可。开花和结果我觉得还为时尚远，因为这个项目任务很重、问题很复杂，单靠我们重庆工商大学，或者说一个小小的团队，研究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我们期待通过今后几年对这个项目的深入研究，能够形成更多的创新点，继而能够开出更多的鲜花、结出更多的硕果。
主持人：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作为项目主持人，之所以能够成功申报这个重大项目，这肯定与你过去十年的坚持不懈地在一个方向、一个点上的努力是直接相关的？
文传浩：是这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它们都是围绕国家战略来展开的一系列的重大攻关项目。这些项目对主持人的要求很高，尤其对主持人多年来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积淀要求非常高。在这方面，我从九十年代后期一直在关注一个领域，这种长期的关注与成功申报是紧密相关的。
主持人：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名称是“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在我看来，这个选题很切合您以前的一些研究。三峡库区与“流域”有关，而“环境-经济”是您以前坚持做的，“社会”方面可以再整合其他资源。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原因让您在过去十几年一直坚持在这个方向上不断地努力，或者说，您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文传浩：我认为，一个人在十多年当中，他的目标动力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讲到原来的动力，我不会把自己讲得那么高尚，一开始就是为了科学为了人类什么的，其实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也关注环境与经济问题，但那时很现实，就是为了生存，当然还有兴趣。比如关于环境问题，那时也会去写相关的论文，去找选题，然后形成框架，最后发表。这种发表，一方面是因为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变成铅字，印刷出来。作为一名研究生而言，这种因发表论文而获得的成就感、愉悦感就是我当初的动力之一。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三峡库区移民城市绿化、树种选择的，发表在《云南环境科学》上。1992年，国家决定建设三峡工程，然后我就开始关注三峡库区。在1996年，我就开始写这篇文章，1997年发表了，应该说对一名硕士研究生而言，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还是比较早的。那时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变成铅字，印刷出来，获得成就感，其实这种成就感里面还夹杂着虚荣心。这是一个动力。
主持人：作为学者，都希望著书立说。这很正常。
文传浩：再一个动力就是为了生存。在90年代发表文章都是不需要版面费的，而且还有一小笔稿酬，大概一篇文章有300到500元钱。我还记得，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重大洪灾的时候，我正好收到了一笔稿酬，300多元钱，我就转手全部捐出去了。为了生存是很现实的动力。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村小孩，读硕士研究生、读博士研究生，都得靠自己养活自己，因此我需要通过这种方式（稿费）来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我搞科研的最初动力，没有多宏伟的人生理想。但是，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我就逐渐体会到，仅仅是为了发表，仅仅是为了稿酬，它已经不再是我的需求了，尤其是当我的基本生存获得保障之后，我开始思考的问题是今后我的研究方向该怎么去确定，因为一旦选定一个方向，它可能将是我今后一生要从事的事业。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多。当时，我也从事了一些旅游、生态旅游方面的项目研究，参与老师的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实际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之间是可以找到结合点的。同时，还有一个很小的事情给我很深的感触和很大的启示。我的一个师弟实习期间去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研，他发现少数民族群众在砍树，然后他就给这些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说不能砍树啊，森林可以保持水土啊，就是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给老百姓讲解保护森林的好处。一个老百姓回答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不让我砍树，我怎么生存？我生存不了的时候，又不能砍树，那我就只有砍人了——这是一句玩笑话，但反映出很具体的现实，让我不得不深思，该如何在环境与经济之间作出选择，如何寻找它们之间的结合点？这其中，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的博导王焕校老教授是我国污染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为了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而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我后来选择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就是环境与经济问题。
主持人：实际上，您原初的动力是非常纯朴的，但是后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是立足于解决我们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严峻的现实问题。对您的这段经历，我有两点体会：第一，您很早就确立的研究方向（流域的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现在尤其是最近几年，包括十七大以后，提出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都密切相关，足见您是很有远见的。第二个，我感觉您最初可能是为了生存，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后来您一直是在坚持解决现实的问题。
文传浩：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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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这十几年来您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尤其是您去年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想您的体会应该有很多。毕竟当时您还不到四十岁，又是地方高校的年轻学者，能中标这个项目是非常难得的。
文传浩：说到体会，应该说是感触颇多，尤其是能竞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一个体会是，一个学者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领域，一定要有特色。一定程度上，特色决定你的研究的深度和高度。但是，这个特色不是你说要打造就能打造的，它可能需要你花五年、十年、二十年，有些学者可能用他的一生，才可能行成一个著书立说的特色出来。
主持人：关于特色，您能不能详细地给我们讲一下呢？是指哪些方面的特色？
文传浩：我们不少人文社科学者往往研究面都很广，经济的可以研究，社会的可以研究，文化的也可以研究；就经济学者而言，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国防经济甚至其他的财政、税收、金融等，他或许都可以涉猎。但这种涉猎实际上对一个学者形成一个特色是很不利的。一个学者应该在某个二级学科下面的某一个方向进行长期关注、长期跟踪，这样才能形成特色。比如具体到我现在研究的领域，准确地说应该属于应用经济学下面的区域经济学二级学科里面的流域经济学。而流域经济学它既属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属于生态学研究领域，还属于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它是多学科的，但它是一个“点”。我只盯准这一点，如果说再拓宽就难以形成特色。所以，我多年来的选题方向都围绕这个“点”展开，要么是珠江上游，要么是乌江流域，要么是三峡库区或者长江上游。项目、论文、获奖等都相对集中于某一个方面。我认为这个特色真的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人文社科学者很容易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哪个问题热就去跟哪一个。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峡工程上马的时候，大家都去研究三峡库区，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还在继续跟踪三峡库区的学者就很少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向重庆大学的雷亨顺老教授学习。他从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甚至在没有项目课题支撑、没有经费支撑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工资作为支撑长期去库区调研，长期给各级政府谏言献策。这就是他的特色，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和特色。这是第一点体会。第二点体会，团队很重要。我们这个重大项目在重庆工商大学算是一个突破，可能大家觉得我很了不起，其实不是这样的，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我有多么了不起。如果一个学者离开了他的团队，他就是寸步难行的，你要申请这种项目更是不可能。如果我没有这个长期合作的团队，即使我临时拼凑了一个团队，在申请过程当中或者专家评审过程中，也一定会被发现拼凑的痕迹。这个重大项目之所以能申报成功，恰恰在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比如，这个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中有王崇举教授、廖元和教授以及我们学校和我们中心的研究人员。校外的资源我们也进行了整合，比如我攻读博士期间的老师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专家都是子课题负责人。专家在答辩过程中，他会发现这个团队一定是紧密结合的，是长期合作的，而不是一个临时拼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重大公关项目才能一举成功。真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点体会，自信也很重要。自信往往也是我们地方性院校学者缺少的。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可能会觉得地方院校在与“985”“211”院校竞争的时候会低人一等；第二我们又地处西部，可能又会觉得我们和东部地区院校相比实力更弱；第三，可能我们还会感觉我们的学者在全国好像也没什么大的名气。这样，我们的自信心就打了折扣，结果是我们还没有去竞争就败了一半。而我们这个团队通过申报这个项目，得到的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一定要自信。当时我们进京去答辩，就是四位“70后”的年轻博士。四位年轻博士接受重大公关项目答辩，这是……
主持人：比较少见的。
文传浩：是的，比较少见的。四位博士当中，年龄最大的是我，1972年出生，最小的是1976年出生。四位“70后”地方院校的博士，可以说是“乳臭未干”的年轻人面对的对手却都是“985”“211”院校的知名专家，比如北大、清华、武大的。当时我们在现场一问，大多数都是“985”“211”院校的，地方性院校的可谓凤毛麟角。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我平时开玩笑讲“春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我们就是以这种心态去面对竞争的。我们当时想，失败了没什么丢脸的，但如果成功了却是学校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的自信不是盲目的、无根据的。我记得在答辩前一天晚上，我们四位博士在房间里举行了预答辩。我陈述了二十分钟，陈述得很不理想。其他三位博士模拟专家提问。在第二天正式答辩时，专家题的问题百分之九十都被我们三位博士问到了。当时周启刚博士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也是专家呀，我们平时都是专家”。
主持人：对，您本人不就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和结题评审专家么！
文传浩：所以，对我们地方院校而言，自信心真不能少。
主持人：而且我们地方院校面临的来自失败的压力还小一点。
文传浩：对，某种意义上我们失败了也不会觉得可耻。能够参与国家重大攻关项目申报答辩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几位评审专家宝贵的意见，也是一种提高。还怕什么呢？最坏的结果不就是“浪费”几张机票钱嘛。
主持人：是的，自信非常重要。
文传浩：是的。第四点体会，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性治学。我们搞研究，一定要开放，一定不要搞封闭的小团队。我们不仅要培育团队，而且要培育开放性的团队。
主持人：这如何理解？
文传浩：以我们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为例。这几年，在对外开放这一方面，应该说我们做得比较好，毕竟我们是学校的一个对外窗口，至少在经济学领域是一个窗口。一是参加每年召开的基地主任会，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二是每年举办全国大型学术会议，邀请很多全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到我们学校来，这也让我们和外面保持了很畅通的信息沟通。三是我们在很多项目上和校外的尤其是“985”的学者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开放式治学，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体会这个问题，就谈这几点吧。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深刻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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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谢谢您！我记得您提过一个观点，就是把三峡库区的很多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就解决了一个世界级难题，而且围绕三峡库区的科研成果可以移植或者借鉴到其他的水电库区或者流域。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学校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围绕三峡库区“深挖洞，广积粮”？
文传浩：对。现在我们的不少年轻学者、年轻博士搞科学研究，经常不知道选题从哪儿来，很困惑。一到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就觉得没有选题可找。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只是，以往我们的眼光可能看到天上去了，眼界没有往下，而只要你往下看，你会发现有很多选题。正如你刚刚说的“深挖洞，广积粮”，只要找准了这个洞，一旦挖进去就容易出成果。这里我插一个有趣的例子——你仔细观察蚊子叮人，它从不失误，一扎进去马上就能吸出血。为什么呢？因为一是它瞄准了，二是它的吸管很尖，它不是一个很宽的吸盘。我们找选题，搞研究，也应该是这样，一旦盯准了某一个点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接下来我结合“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这个项目谈一谈。这个项目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那就是围绕三峡库区，围绕长江上游地区还可以大做文章。国家对重庆的定位是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商贸物流中心，还是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屏障区，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对三峡库区的一系列指示，这些都属于国家战略，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三峡库区的“移民安稳致富”问题。“安稳”两个字给我们社会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致富”给我们打造鲜明财经特色的重庆工商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生态环境保护也是三峡库区的一个国家战略，这就给我们环境与生物工程、资源环境规划，也包括我们废油中心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围绕三峡库区发展的需求来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三峡库区的需求就是国家的需求，三峡库区的需求也是世界的需求。我们做出的成果，它也就是世界级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三峡库区依然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而且需要持续不断地关注的一个热点。
文传浩：是的。
主持人：您现在已经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接下来或者以后您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有哪些打算或者是规划？
文传浩：其实三峡库区、长江上游地区还有很多科学问题值得研究。我们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在“十二五”规划里面提出了这么一个方向——移民研究。我觉得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具体而言，长江上游地区有四类移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也是付出了惨痛代价的。一是水电移民，除了三峡库区之外，金沙江流域、乌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等都有水电移民，四川境内还有一系列的梯级电站涉及到了移民，而这些移民的安稳致富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二是灾害移民。比如“512大地震”“舟曲泥石流”，也包括不久前云南发生的地质灾害，那十八个学生真不应该这么年轻就……实际上，在灾害移民方面，我们学者至少在科学研究上可以做一些前期性或者前瞻性的研究，然后给国家提供一些对策措施，避免悲剧发生。关于灾害移民，该有怎样的研究思路，怎样的解决路径，怎样的解决方法，等等。如果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没有前期性、前瞻性的研究，国家可能就不会关注到这一领域。但是，我们作为学者应该站在老百姓的切身生命、财产安全上，站在他们的切身利益上，为他们写点东西，提点建议。我觉得这才是做学问。三是生态移民。生态移民研究怎么做，其中的补偿机制怎么建立，等等——其实也很值得研究。比如重庆武陵山区是连片贫困区，这里也涉及到生态移民问题。四是贫困移民（扶贫移民）。在我们西南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往往这四类移民是交织在一起的，你不能够完全准确地说这个属于什么移民，那个属于什么移民。而这四类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之后，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又该如何去做？——这给我们未来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值得深入的难题。而这些问题就像中国的贫困问题一样，是世界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着力去解决长江上游地区、三峡库区的一些难题，甚至谈不上解决，哪怕只是着力在其中某些方面实现突破，这是我们重庆工商大学学者应该去做的。通俗地说，当你这个学者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如果你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好像还留下了一点有用的文字，那么就会感到欣慰。科学研究，绝不仅仅是为了评教授。当然，我最初写文章也有过为了评职称的想法，要生存，要养家糊口，这也很正常。但是，当你教授职称评上了，生活无忧了，你就应该想到要尽可能去为社会做些什么。有句古话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不一定能达到这个境界，但起码我们要努力去达到。这是我个人的理解。那么，针对下一步研究工作，具体而言我是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在某些小的领域里面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们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会如数家珍地讲出某个学科是北京大学某某学者创立的，某个学科是清华大学某某学者创立的，我现在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重庆工商大学能不能也在某个非常小的点上，或者说在某些交叉边缘的学科当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比如，由我们牵头，整合全国的智力资源，在流域经济学、移民经济学方面有所建树。我们有没有这个底气和勇气呢？比如，我们牵头每年举办一次这方面的学术研讨。它的针对性很强，范围很窄，人员很集中，会议成果很丰富。然后带动一帮团队围绕这一领域做两年、三年、五年……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可能它就会成为一个特色学科。我觉得这是我们重庆工商大学需要做的。
主持人：这可能也是您在思考并且打算要做的下一步工作吧？
文传浩：对。应该说我目前正在积极地朝这个方面努力，但是难度确实很大。这不是三五年，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够做成的，可能要几代人才能把这个目标实现。我真心希望若干年之后我们重庆工商大学能够诞生几个边缘的交叉的学科。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比获得一些荣誉更重要。
主持人：是的，这是学科的开创和奠基。从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讲，的确需要很多学者坚持不懈地前赴后继地去做这个事情。
文传浩：对，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谢谢您！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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